中国商报（记者 王彤旭）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家庭支持不足，社区保护也不到位；儿童福利和救助政策不断改善，但迫切需要政策帮助的儿童及其家庭对此却缺乏了解……为帮助有需求的儿童及其家庭，“儿童主任”一职在2010年应运而生。经过多年发展，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在新政中进一步明确，将在全国每个村（社区）至少设立一名儿童主任。从仅在个别地区进行试点到全国推广，儿童主任的发展成果如何？中国商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儿童主任的诞生——为弱势儿童打造一支基层服务队伍

儿童主任的诞生始于11年前。2010年5月，民政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开展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在河南、四川、山西、新疆，以及云南五省（区、市）12县的120个村中进行试点，并设立“儿童主任”这一职务。

“自1979年以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政府开始合作，通过开展试点创新，为相关法规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并进而支持大规模推广，从而维护和促进中国儿童的福祉与权利，包括儿童健康、接受教育和受保护的权利。在与民政部的合作中，我们始终关注弱势儿童的需求。我们过去的儿童保护项目只针对某个特定的儿童群体，为他们提供特殊保护，比如流浪儿童和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这些项目为儿童福利主任试点项目奠定了重要基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芮心月（Cynthia McCaffrey）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仅针对某一类儿童，或只满足儿童的某一方面需求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汲取国际及国内过往项目的经验和教训，再与中国的儿童保护实际情况相结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民政部认识到，十分有必要把所有困境儿童的需求整合起来，因此，双方开展合作，建立并完善面向所有儿童的综合儿童保护服务体系。

“我们的工作关注所有困境儿童的需求。不管他们是哪一类儿童，他们面临的问题和需求都有类似之处，比如说他们都需要接受卫生服务、获得教育、受到保护。对于身处困境或是面临发展风险的儿童来说，这些保障尤为重要。在开展项目时，我们着力于基于社区的服务。通过在村居级设立儿童福利主任，也就是儿童主任岗位，我们希望能够让儿童和他们的家庭有需要时，能及时有效地获取服务，这就是项目设计时的主要考量。”芮心月说道。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儿童公益研究中心在试点过程中承担着项目协调管理以及技术支持的工作，该机构的儿童主任负责人徐珊进一步对记者表示，在儿童主任的选拔方面，起初每个村的儿童主任由村委会来招募，在村里做第一轮筛选，之后县级部门会对候选人的信息进行审核。对候选人的资质有一定要求，比如没有犯罪记录、没有伤害或虐待儿童的行为、有儿童工作、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知识或有在村委会工作经历者优先、热爱做儿童工作等，并且选拔标准还会随着试点推进进行修改。“对于候选人的年龄，我们也希望最好能在45岁以下，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因为年纪较轻的儿童主任更擅长、更容易与儿童打成一片，进而便于工作开展。”徐珊说道。

儿童主任的目标——成为陪伴在每个孩子身边的“家人”

试点项目一经启动，就为许多弱势儿童及其家庭送去了温暖。据芮心月介绍，项目在120个试点村开展，帮助了83000名儿童获得了基本的社工服务，1400个家庭的儿童申领了残障的福利。此外，还有9000名儿童和他的家庭获得了一些额外的营养方面的支持。

家住山西省闻喜县桐城镇东薛庄村的小鹏（化名）父母离异，常年与奶奶生活在一起。2018年下半年的一个周末，小鹏回家就哭了，饭也不吃，奶奶问不出原因，于是找到村里的儿童主任冯秋菊求助。冯秋菊同时也是一名幼儿园教师，在村幼儿园工作已有20多年。经过耐心引导，小鹏告诉冯秋菊，班里有同学说他没有妈妈，其他同学也跟着笑话他。冯主任意识到这对小鹏的伤害很大，就到嘲笑小鹏的孩子家里做工作，又电话联系了老师，希望她注意这样的情况。

后来，冯秋菊几经努力终于联系到了小鹏的妈妈。这时她已经组建了新家庭，育有一子一女，无法再看顾小鹏。协商以后，两人带着小鹏到县里给他买了零食和新衣服，然后一起送他回学校。见到妈妈，小鹏非常开心。经过冯秋菊的努力，本对小鹏不甚关心的父亲也逐渐有了改变。不仅给小鹏买了平板电脑，而且在2020年国庆节假期回家带着小鹏出去玩了一次。

同样家住山西省的盼盼（化名）和爷爷生活在省内一个贫困村里。在盼盼刚满一岁时，她的母亲就离家出走了。后来父亲也外出打工，很少回家。爷孙俩一个月只有200多元的生活费。为了维持生计，爷爷尽管年纪大了也要下地干活，日子过得很清苦。此外，对于盼盼的教育问题，爷爷也十分担心。

自从有了儿童主任，盼盼家的状况有了改观。村里的梅红芳主任常常来看望她和爷爷，给家里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我看到孩子头发脏了，就给她洗一洗。当爷爷去地里忙的时候，我就过来照看盼盼。”梅红芳说道。不仅如此，梅红芳还帮盼盼申请了每月100多元的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在此之前，村里人都不知道小孩也能申请低保。”梅红芳说道。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记者了解到，儿童主任的出现，确实为不少处于困境的儿童及其家庭带来改变。

儿童主任的发展——从地方试点到全国推广

试点项目的成功为儿童主任示范工作全国推广奠定了基础。2016年，儿童主任模式写入国家政策。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要求村（居）民委员会要设立由村（居）民委员会委员、大学生村官或者专业社会工作者等担（兼）任的儿童福利督导员或儿童权利监察员，负责困境儿童保障政策宣传和日常工作，通过全面排查、定期走访及时掌握困境儿童家庭、监护、就学等基本情况，指导监督家庭依法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并通过村（居）民委员会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情况。这一示范模式随后在全国推广。

最初始于120个村的儿童福利示范项目为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2016年，在见证了试点项目的成效后，民政部将“在村中设立服务于儿童的工作岗位”纳入了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加强关爱保护的相关政策中。

2019年5月，民政部等十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特别提出要求村（居）民委员会一级设立儿童主任，乡镇（街道）一级设立儿童督导员，并分别明确了两类岗位的职责，将儿童主任这一岗位的职责进一步细化。民政部2020年的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已建立了4.8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66.3万名村（居）儿童主任的基层儿童工作队伍。

“2016年出台的相关政策还没有明确将这一职务称为儿童主任，也并未要求每个村必须要选出一名儿童主任，可以说只是一个方向性的建议。但2019年十部门出台的新政则标志着儿童主任正式从政府参与的试点项目变成了政策推动的事情。”徐珊说道。

近日，《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出台，明确要求每个村（社区）至少设立一名儿童主任。至此，儿童主任在全国层面开始全面推行。

在儿童主任的铺开方面，徐珊还告诉记者，在第一批试点的五个省（区、市）中，不乏有地方早期就全将儿童主任试点在全市范围铺开。早在试点开始的第二年，云南省的瑞丽市就已经开始在全市其他社区和村中展开对儿童主任模式的试验。“我们在每个县就只有十个左右的试点村，但儿童主任试点就这样扩展到了全县，有关部门还投入了财政经费，提升儿童主任的工资待遇以及提升对儿童主任的工作要求。事实上，在我们之前的项目点，已经有很多地方是全县普及的状态，这是试点项目的一个很大的成功，这意味着基层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做儿童工作一个很有效的工作模式。更可喜的是，随着项目的推进，我们培养出了一批儿童工作队伍。”徐珊说道。

儿童主任的培养——不断强化儿童主任服务能力

儿童主任全国铺开的目标，意味着其岗位建设与能力培养将成为新阶段的工作重点。芮心月告诉记者，在为困境弱势儿童提供服务时，首先需要保证的是能够及时、精准地通过有质量的服务满足儿童及其家庭的需求，而在儿童主任项目稳步推广的过程中，如何保障基层工作队伍的能力建设尤为重要。

“在与政府的合作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了经验与专业技术支持，以加强为儿童主任提供的培训。我们通过培训为儿童主任提升专业技能，例如让他们具备相关能力，能够识别和报告可能面临风险的儿童，进行预防和及早消除风险和隐患，让孩子们免于受到侵害或忽视照料；同时，如果有儿童已经受到侵害时，单凭儿童主任的能力可能并不足以应对，这时就需要专业社工来进行个案管理，并可能需要公安、医务人员、教师，乃至司法部门提供更专业的服务。对此，我们与民政部开展合作，推动儿童主任项目向儿童保护综合服务模式方向发展，即‘护童成长’试点项目。”芮心月说道。

据徐珊介绍，因儿童主任工作是与人打交道的工作，短期内很难看到效果，所以目前试点项目都是至少以三年为一个起步。“自儿童主任选拔之日起，在之后的三年我们都有比较具体和明确的培训任务。以每年两次实地培训、两次实地督导，平时远程通过微信做一对一技术指导的方式为儿童主任提供指导。如果项目长于三年的，我们就会根据当地儿童的特点，比如哪类儿童比较多、这边的儿童主任更擅长什么等，为他们安排一些更深入的课程。相较于一对多的标准化培训，远程技术指导其实更具个性化。如果儿童主任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我们会根据每一个家庭的具体情况远程对儿童主任提供建议和帮助。”徐珊说道。

徐珊告诉记者，随着儿童主任工作的深入，其面临的涉及儿童保护、儿童心理健康或沟通方面的问题就会更多。“例如与青春期之前的年龄段的孩子沟通，对儿童主任来说已经轻车熟路了，但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就比较难沟通，很难走进他们，这时我们就会向儿童主任传达一些沟通技巧。”徐珊说道。

儿童主任的未来——新发展周期的新任务

十年磨一剑，全国目前已有66.3万名儿童主任，他们在基层儿童福利与保护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步入新时期，不断提升儿童主任工作能力依然是下一步的重要工作。

徐珊告诉记者，虽然各个地方都正在建立乡镇级的社工服务站并购买一些服务，但总体还处于比较初级的状态，能够支持到儿童主任工作的社会资源依然不足，需要有关部门大力培育本土社工机构，提升社工人员数量，避免儿童主任孤军奋战的情况，也希望政府能够加大一些财政力量去购买专业的社会组织服务。

据徐珊介绍，因为小城市的筹款环境较差，导致本土社工机构或小规模的社会组织非常依赖当地政府的支持。“它们通常是以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去运行，所以政府的支持力度够不够，以及如何来引导这些社会组织往专业的方向发展是特别重要的。要给这些社会组织提要求，也给它们一些发展的机会和时间，这是现在迫切需要做的。”徐珊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如既往地促进交流、分享经验。我们曾支持民政部的相关人员前往如印度尼西亚等国进行交流学习，了解其他国家开展的儿童福利和保护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回来后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运用。同时，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国家希望能够向中国学习和借鉴经验。比如老挝也曾派人员前来学习儿童主任的项目经验，希望能够带回当地进行推行。”芮心月告诉记者，2021年-2025年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政府的一个新的合作周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会把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纳入到“护童成长”综合儿童福利和保护项目实践中，也会推动把中国的有效做法分享给其他国家。

“这些考察访问以及和儿童主任这些年的实施工作都为我们带来了宝贵经验，我们也将把这些经验应用于支持政府加强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体系中。在未来几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继续致力于为中国政府提供支持，特别是与在儿童保护方面发挥协调作用的民政部携手并肩，建立并完善儿童保护综合体系，让所有部门积极参与并加强对儿童和青年的保护。”芮心月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