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用媒体 善待媒体 善管媒体  
 ——忆原商业部部长胡平同志与《中国商报》的五年  

  今年是《中国商报》创刊30周年,回想过往,许多人和事依然历力在目,特别是在原商业部部长胡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5年。我在胡平同志领导下工作差不多5年时间,部长对机关报的亲和善用,小到一篇稿件的刊发,大到一些新观点、新概念和一个阶段报道方向性的指导,一件件一桩桩,过去20多年了,依然记忆犹新。

  值此《中国商报》创刊30周年之际,撰写此文,以示纪念。

 


  今年是《中国商报》创刊30周年,回想过往,许多人和事依然历历在目,特别是在原商业部部长胡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5年。

  胡平同志于1988年3月出任商业部部长。我是1988年6月由《北京日报》调商业部机关报《中国商业报》(1989年更名为《中国商报》)的,先后任副总编辑、常务副总编辑、总编辑。我在胡平同志领导下工作差不多5年时间,部长对机关报的亲和善用,小到一篇稿件的刊发,大到一些新观点、新概念和一个阶段报道方向性的指导,一件件一桩桩,过去20多年了,依然记忆犹新。

  值此《中国商报》创刊30周年之际,撰写此文,以示纪念。

 

首次提出“商业文化学”概念是在商报上刊发的

胡平同志是中国商业文化学的首倡者,这在商业和文化两界是 闻名遐迩的。然而,首次提出“创建商业文化学”的概念,最早是在《中国商报》上公开刊发的,现在还留有记忆的人恐怕不多了。

刚刚迈进1989年,我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一年一度的驻外记者站工作会议。一天,时任报社总编辑穆励同志向我透露,开记者站会议时胡平同志要来看看同志们,可能要讲讲商业文化问题,需要做公开报道的准备。一部之长,来看望驻外记者并讲话,这样重视机关报的宣传报道工作,着实令我这个分管新闻业务的副总编辑兴奋不已。虽然已经不只一次地听胡平同志讲过商业文化,但这次部长要在规模不大、但遍及全国三十几个省市(包括计划单列市)自治区的商报记者站站长参加的会议上讲商业文化,意义何在,一时还不清楚。于是,我们一边积极做着会议的准备工作,一边考虑部长讲话的报道。凭我多年的记者工作经历和参加重要会议报道的经验,对于领导同志的讲话,第一位的是做出完整记录,同时准确把握讲话要点。在缺少录音设备的年代,记者采访主要靠的是快笔头。听说记者部主任曾伯生同志是记录快手,且很认真。他虽然是会议的主要操办者之一,还是把记录部长讲话的任务交给了他。我在做好会议组织工作的同时努力准备记好部长讲话的要点。

1989年度《中国商报》驻外记者站工作会议于1月19日在京完成原定议程,1月20日,胡平同志在看望大家的同时发表了讲话,其中“创建商业文化学”是讲话重点。由于事先准备比较充分,曾伯生同志执笔撰写的新闻消息稿经审改通过媒体在全国传播,最先是在2月2日的《中国商报》一版头条刊出。消息制作了三层标题:“商业部长胡平提出(引题),创建商业文化学(主标题),他呼吁专家学者重视商业文化学的研究和创建,商业职工都要增强商业文化意识(副题)”。消息除介绍胡平部长提出创建商业文化学的目的和意义外,还着重报道了其阐述的“商业文化就是渗透在商业流通领域各个过程、各种商品、商业各行档里的文化”的科学道理。

2月2日当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和报纸摘要》中播发这条新闻。后来还有《文摘报》摘发刊登 “商业部长胡平提出创建商业文化学”的消息。2月6日春节休假后刚上班的几天里,报社不断收到各地商业厅局长们对“创建商业文化学”的强烈反响,有的是从商报上阅读到“商业文化学”的概念,有的在听取记者站的汇报中了解到关于“创建商业文化学”的更多情况。总之,胡平同志第一次公开提出“商业文化学”的概念,在全国商界形成了一个冲击波,界外也产生不小的影响。

商报宣传“商业文化学”责无旁贷

   现在回头总结1989年度驻外记者站会议并又一次学习胡平同志关于“创建商业文化学”的讲话后,才进一步理解部长到驻外记者站会上看望大家并着重讲了“创建商业文化学”的意义——《中国商报》既是商业部的机关报,又是文化传播载体,各路记者也都是小小的“文化人”,宣传“商业文化”,把“创建商业文化学”的概念带到全国各地商界,责无旁贷。


  从此,宣传报道“商业文化”便成了当时《中国商报》的一项重要任务。1989年4月1日,第一次商业文化研讨会,就是以《中国商报》名义在北京隆福大厦召开的,由报社副刊部承办。著名学者、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应邀到会。胡平同志在会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业文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全文分四个个部分:“商业文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合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商业文化观念;市场繁荣呼唤着商业文化的繁荣;发扬五四精神建设商业文化”。

 

  关于李泽厚先生到会,并在会议进行中主动提出即席讲话,这其中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当时请李泽厚先生到会,但李先生有言在先,他只听会不讲话。当天的研讨会由总编辑穆励同志主持,我帮助做些会议的组织工作,正好坐在李泽厚先生旁边。我发现李先生不但专注地听着胡平同志讲话,还不时颔首微笑,表示出赞许的目光。也有时转过头,小声和我议论几句。就在胡平同志讲话将要结束时,他忽然提出要讲话的要求,尽管有些意外,但我们还是欣然同意。李先生的即兴讲话不长,我记忆最深的是,他对于一个业务非常之繁忙的行业部门的一部之长,对文化尤其是文化与商业、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间的关系有如此深遂之研究,表示惊呀,而更多的是钦佩。在赞成创建商业文化学的同时,还简单阐述了商业行为中文化建设之重要等观点。他认为:“商业要讲钱,但钱不能代表一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是一个亟待研究的理论问题。”而“寻求一种真正符合人类价值的观念,应是商业文化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讲完话,李先生特意向我说明,这是受到部长讲话的启示有感而发,末了还叮嘱一句,公开发表时要把好关。我表示完全理解和赞同。邀请李泽厚先生到会,副刊部的傅华同志起到了关键作用。李泽厚先生的到来本已对研讨会增色不少,又受启发而即兴讲话,以著名文化学者和美学专家的口吻充分肯定了胡平同志关于商业文化的论述,这对商业文化的创建与发展,无疑是莫大的支持。当然,这也给这次会议新闻报道的撰稿出了个难题,即如何将李泽厚先生的观点恰到好处地体现在稿件中。经过两次修改,由记者边疆署名的综合消息——“创建商业文化学 促进人的现代化”刊发在4月13日的《中国商报》一版头条。应当说,综合消息的标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李泽厚先生的观点。

 

  民以食为天。餐饮行业不但是商业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更是在商业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1991年1月17日,胡平同志向《中国商报》记者发表谈话,全面深入地分析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基本内涵”。全文超过5500字,在商报上刊出时占用了大半个版面。胡平部长纵横捭阖,广征博引,从“精、美、情、礼”四个方面,将饮食文化讲得头头是道,深入浅出,且通俗易懂。此文在商报上公开发表,反响强烈,不仅在全国的餐饮行业、海外华人圈,引发共鸣;而百姓家庭、大众食客,也深受启迪。

 

  1991年8月,《中国商报》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召开“广州百货今昔博览会”的同时召开了“百货今昔与商业文化”研讨会。百货博览,而且是“广货”的“今昔”,观展中除对每件商品的细细浏览外,其内在的文化价值更值得慢慢体味。正是胡平同志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商品文化的内涵及其价值”,将这次博览会和同时召开的研讨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胡平同志分三个层次阐述了商品文化的内涵及其价值:“商品的传统实用功能型消费正逐步由文化审美型所替代”;“文化附加值愈高,商品变化愈快”;“商品文化的追求:新、名、精、美”。博览会的举办和研讨会的召开、胡部长对商品文化的深刻阐述,《中国商报》和其他媒体广为传播,社会效果显著。

 

  1991年3月7日、1992年1月16日、1993年1月9日,胡平同志连续三年,在《中国商报》驻外记者站工作会议上,分别以“商品质量、品种、效益与文化”、“商业文化与商业改革的双向推进关系”及“为千千万万新时代的商人呐喊”为主题,发表了讲话,商报大都给予了充分报道。这些讲话,将商业文化与日常的商业经营、商业文化与商业改革、商业文化与商业队伍建设等,有机结合,融会贯通,对全国商业的整体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以《中国商报》副刊部为主编辑出版了《商业文化纵横》一书。此书既有高层领导、著名专家学者和一些高等院校教授及科研人员有关商业文化学的论述,也有一些知名商企负责人对商业文化的理解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附录了首都和全国各地报刊关于商业文化学的报道。全书几十篇文章、十五万余字,涉及当时商业文化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面向基层,发行一万二千多册,促进了商业文化的普及。

 

抓商业 抓大事 商报报道可见一斑

   在胡平同志提出“创建商业文化学”概念不久,就着手筹组商业文化研究会。1990年4月10日,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筹备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商学院召开。或许是出于谨慎,我记得这次会议的规模很小,在商学院老院长贺名仑同志找的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内。会议由贺名仑同志主持,胡平同志主讲,参加的人员有文化部的田大畏司长、商业部教育司司长唐兴元和中国商报总编辑穆励、副总编辑李守仲等七八位。

  针对当时的一些议论,胡平同志在“用改革的精神创建商业文化学”的主题讲话前,有意识地讲了几句“商业文化部长”的“前奏”,他说:“有人说我‘商业部长不讲做生意,讲起商业文化来了,这不成了商业文化部长了?’”他还说:“我虽然没有具体搞过商业上的‘购、销、调、存’,但我在地方上搞过计划委员会工作,来商业部当部长,如果整天埋在具体的业务工作中,那商业部这么多的司局长又去做什么呢?”他接着一语中地:“商业文化解决的是观念问题,是意识境界的提升。”


  历史证明,胡平同志首创并践行的商业文化学,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越来越鲜明地显现出来。我以为,这是胡平在商业部长五年任内抓的于商业并超越商业本身于社会都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然而,具体到商业业务工作,又该如何评价?我作为商业部机关报《中国商报》一直负责新闻报道业务工作的副总编辑、总编辑,在处理大量的日常报道工作中充分证明,胡平同志抓商业,抓的是大事,抓在关键处,抓到点子上。


  商业部包括全国的商业、粮食和供销(社)三大块,其中最为重要又十分敏感的当属粮食工作。商业部统管全国的粮食收购、仓储调拨和市场供应,这是涉及到十几亿人吃饭的头等大事。胡平同志上任不久,就遇到了粮食收购的难题,农民惜售,工作难做。上有严责,下遇阻力,而牵一发动全身的粮价和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又异常艰难,远水难解近渴,怎么办?这时,胡平同志想到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我们惯用的典型引路的思想发动工作——评选和表彰“全国百名售粮模范户”即简称“全国百名售粮大户”。我以商报副总编辑的身份参加评选委员会,任副秘书长,主要负责宣传工作,经历了整个活动的全过程。


  此事是1988年四季度正式启动的。根据胡平同志的提议,部党组和部长办公会决定,由主管粮食工作的副部长何济海同志牵头,具体工作由“带腿”的全国粮食经济学会和中国商报社承担,大量的具体评选工作主要落在了各地的粮食厅局和粮经学会。进入1989年,作为开年头等重要工作的“全国百名售粮大户”的评选活动紧锣密鼓,在经过县、市和省各级推荐、初选、审查后,1月28日的部长办公会专题研究百名售粮大户并基本确定了表彰名单,胡平同志在会上讲话指出,评选和表彰一百名售粮大户,主要是调动积极性,引导大家对粮食工作的重视,鼓励农民多种粮、多交粮、交好粮。2月17日,在何济海同志办公室专门研究了表彰大会的具体事项,表彰大会定于26日上午召开,时任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同志在中南海接见全国百名售粮大户,时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等领导同志出席表彰大会。原本是商业部的一项表彰模范的重要工作,一下子成了全国的大事。


  由此我负责的百名售粮大户宣传报道工作也到了紧要关头,幸好协助我工作的报社新闻部崔向全和刘京元两位负责同志得心应手,他们在完成商报本身有关百名售粮大户的报道外,还跑前跑后联系首都各大主流媒体,争取他们对这次全国百名售粮大户报道的重视。令人至今难忘的是,2月26日田纪云、陈俊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全国百名售粮大户的新闻上了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当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栏目中又重头播报,加上央视和《经济日报》等媒体的播发,百名售粮大户评选活动一下轰动了全国。


  《中国商报》当时是二、四、六出版的周三刊报纸,于1989年2月28日星期二,隆重推出表彰全国百名售粮大户的报道,几乎用了一版一个整版。在紧挨竖报头右侧的通栏主标题为“首次全国售粮模范户表彰大会在京隆重开幕”;而略有诗意的引题是:“‘粮王’喜进中南海 京华一片稻花香”;副题是“田纪云、陈俊生等领导同志接见百名售粮模范”。整个报道除表彰大会的消息、领导接见图片和百名售粮大户名单外,还刊发了“向全国售粮模范致敬”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总体宣传效果显著。


  表彰百名售粮大户尽管轰动全国,但这毕竟还是粮食收购中的一项带有行政色彩的重要业务工作。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才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1990年6月26日,《中国商报》在一版头条刊发消息:“商业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引题) 宣布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将于九月开业(主标题)胡平等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副题)”。由商业部和河南省合办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于10月11日才正式开业,后来发展提升,又称郑州商品交易所,简称郑交所,小麦是当时的主要交易品种。这实际上就是向发达经济体学习的粮食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和“发现价格”,这是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问题。实话说,创建具有粮食市场风向标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这一重大改革,虽然报道不少,但开始国内反应并不是很大。墙里开花墙外红。国外反响强烈,初期有的外国专家说胡平搞期货市场是在做梦,而后郑交所搞成了,外国人也梦醒了。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创建是个标志性事件,被称为“郑州模式”,为中国期货市场的建立起了“带头羊”作用,后来才相继建立了大(连)交所、上(海)交所和深(圳)交所等等。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项重大改革啊!


  “物流”这个字眼,在市场经济越来越发展的今天,人们对它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熟知,切身体会也越来越深。然而早在27年前的1988年8月下旬,《中国商报》的前身《中国商业报》,就开始大张旗鼓地报道当时只有教科书上有记载和少数专家学者才知道的物流学说。我的采访本上明明白白地记录着——1988年7月25日,胡平同志在和我们谈重点报道思想时专门就“物流”问题发表意见,他说:商流和“物流”是两个概念,“物流”是“第三利润源泉”,是降低费用的最后一个边界,但其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物流”中潜力大得很!老实说,尽管我从1970年进入《北京日报》最先接触是商业报道,但对“物流”为何“物”知之甚少,听了胡平同志的讲话忽然茅塞顿开,多年来形成的新闻敏感让我意识到,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提振商业,大力宣传“物流”是个重大选题。于是,报社就物流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宣传报道计划:内容包括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座谈会、刊发言论和典型报道;后来报社编辑部还与商业部储运司合办“商流与物流”讨论征文等。


  对于胡平同志提出的“物流是第三利润源泉”这一新概念或者说新事物,我们是有个学习和认识过程的。我专门请记者部与这门学科有过接触的无锡轻工学院毕业的周东平和山西财经学院毕业的邹天敬借来有关教科书阅读,了解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的“物流学说”是怎么回事,边学习边组织报道。1988年8月10日,《中国商业报》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物流座谈会,8月27日在报纸一版头条刊发了座谈会消息,引题、主标题和副题分别为——“专家们在本报召开的座谈会上指出 重视物流开发‘第三利润源泉’ 充分挖掘潜力提高经济效益是商业改革的一条出路”;报纸同时刊发了“向物流要利润”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此组报道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后不但在业内引起震动,社会上也感到很是新鲜。当时全国顶尖的物资物流专家、北京物资学院王之泰教授,对商业部长抓物流不只是惊呀,更多的是支持,并极力主张让“物流”独立出来成为一个重要行业。王之泰教授这一先见之明,后来被胡平部长总结为建设市场经济中“商流、物流和资金流(又称“金融流)”互为支持、互不可少的“三大经济流”。此后,我们不但刊发一些物流效益好的典型报道引路,而和商业部储运司一起开展了“商流与物流”有奖征文活动则在基层商业单位普及了物流知识,广泛深入地宣传物流。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商业部储运局高级经济师关觉女士,她对我们宣传报道物流给予了很多支持。


  胡平同志抓商业,擅抓大事抓关键点和抓改革支持新生事物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翻开我的采访本和报纸合订本,随处可见,比如:“广货北伐”、“大商业大市场大流通”、“开架售货”、“过紧日子也要适度消费”,以及以年景林为代表的张秉贵式的人物全国一批优秀售货员典型的树立等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商业的改革和发展,保证了全国的商品物资供应和社会稳定。我相信,历史是会记住这些的!

善待媒体 重在担当

   胡平同志作为商业部长一任五年,在对商业部机关报《中国商报》的领导实践中,较好地体现着“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这样的事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1988年6月11日,我正式调入《中国商业报》,6月21日第一次听到胡平同志6月20日下午关于机构改革讲话精神的传达。对于讲话的四大要点我从新闻敏感的职业角度做了采访式记录:货畅其流、物尽其用、地尽其力、人尽其才。在这次讲话中,胡平部长还特别提出“利用舆论的力量促进商业改革”,他说:过去对舆论监督看不利的方面多,看有利的方面不多。要同新闻界交朋友,不要敬而远之,要提供信息,进行宣传。部里要设新闻处,建立新闻发布制度,设新闻发言人等。听到这里,我眼前一亮,赶紧在这段记录下面用红笔划上了重点线,还不由自主地在开头处“胡平同志讲话”下面写上了“战略性演说”五个字。通过传达讲话第一次与部长“接触”,印象颇深。

  胡平同志重视舆论工作,立竿见影。以《中国商业报》名义召集、由报社新闻部操作的“农产品产销一体化”的座谈会于1988年6月27日上午召开。事前知道部领导要来出席座谈会,但令人意外的是,胡平同志带头,潘遥和傅立民两位副部长紧随其后,一大早就来到会场。这一举动感动了所有参会的社内外编辑记者不说,一些应邀出席座谈并准时到会的专家学者,因落在部长们的后面,多少有点不好意思,有的还低声说:真没想到今天这样的阵势。

  胡平同志重视舆论工作,在重视机关报上体现得非常突出,让报社领导参加部长办公会,了解情况,吃准精神,把握方向。调《中国商业报》后,我是1988年7月21日下午第一次参加商业部部长办公会的。那天的会议讨论商业外向型经济问题。因为是现接通知现往部里赶,我迟到了十几分钟。办公厅的有关同志告诉我,是胡平部长在开会前提出“请报社总编列席部长办公会,这样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搞好报道。以后还有过一两次部长办公会忘了通知报社,胡平同志索性更加明确地指出:以后部领导开会,无论是部党组会,还是部长办公会,只要不是研究组织人事问题,都要请报社领导列席。这一条要作为制度,写在办公厅的记录本上。我当时听了胡平同志的这几句话,心里着实高兴不已。

  胡平同志重视舆论工作,特别是善待媒体,更从一些与商业部有关的具体报道事件中体现着一部之长的政治担当。这方面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时间过去二十五六年了,至今记忆犹新。

  一件是发生在我刚刚调到《中国商业报》上班不久的1988年7月23日,那天是周六,早上中央人民广播在《新闻和报纸摘要》中播发了当天《中国商业报》一版头条刊登的长篇新闻综述:“全民皆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一大障碍”,文章深刻揭示了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向往”的经商热潮,并对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剖析,指出其对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危害,全民皆商最终将“伤及全民”。文章同时提出了如何治理全民皆商的“五条建议”。应当说,此文观点鲜明,文笔犀利,是一篇针砭时弊的好文章,被我们每期送报纸大样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摘播或许在意料之中。可是,我们没有送报样的中央电视台也在当晚的新闻联播中摘播了我们的文章,这或多或少让人有些莫明其妙。转过下周一,刚上班后不久就知道到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是中央电视台的编辑,周六早上听了中央电台摘播商报的文章,认为内容不错,想在当晚的新闻联播中采用,但一时没能找到报社领导核稿,就把电话打给胡平同志请示,胡平同志听了文章内容的汇报之后立刻回答:“我同意文章的观点,如何用法,你们自己定。”结果中央电视台也摘播了这篇报道。联系此事的前前后后,和我过去经历的一些情况,曾不只一次地深思,对待此类敏感的报道,不少领导会用“我不知道”一句话搪塞过去,而胡平同志却不是这样,他善用媒体,更是善待媒体,关键时刻敢干担当。

  部长的担当,反而促进我们的积极性。在上述批评“全民皆商”文章刊发后没几天,报社根据胡平同志等商业部领导在不同场合的讲话内容和中央提出的“治理整顿”精神,相继撰写了多篇评论员文章。在1988年7月26日、28日的刊发的两篇文章“不治‘官倒’四化难搞”、“治‘官倒’实质是治‘官’”的评论员文章中,深入揭露“全民皆商”中的“官倒”现象。其后,1988年8月6日、9日、13日,商报又刊发了“商品流通还要大发展”、“莫把‘官场’当‘商场”和“莫把‘商场’当‘官场’”三篇评论员文章。从文章的标题就能鲜明“读出”,“商品流通”与“全民皆商”之间的辨证关系,“全民皆商”需整治,“商品流通”还要大发展。而两篇“莫把”文章的观点 ,和今天中央多次强调的“要当官就不能赚钱”,“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要管好自己该管的事情”,又何其相似乃耳!

  再一件是,1990年1月4日一大早,刚刚打开办公室房门,一阵电话铃声响起,我赶忙抓起办公桌上电话听筒,里面传出略显急促的声音:“我是胡部长秘书姜明,部长想了解了一下今天商报一篇讲消费文章的有关情况,请报社领导到部长办公室来一下。”这是由时任副总编辑王作言同志执笔写作的本报评论员文章——“过紧日子也要讲适度消费”的内容,在我的脑子里过起了“电影”,职业习惯使然,首先想的是文章有什么不妥。我还在看过的大样上写了“论点鲜明,论述严谨,不错!”的话。心想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是分管报道业务工作的常务副总辑,电话又是打到我的办公室,我向有关同志交待一下就要往部里赶。可巧,从印刷厂取报回来的司机刚到报社,拿到当天的报纸我便很快赶到商业部,进了胡平同志办公室,还未将我带去的报纸递上,一眼便看到刊有“过紧日子也要讲适度消费”这篇本报评论员文章的《中国商报》摊放在部长办公桌上。胡平同志一边让我坐下一边起身用手指着文章的标题说:“不错吗!现在市场疲软,不大景气,过紧日子也要消费啊!否则怎么拉动经济?‘适度消费’不是‘过度消费’,把握住了分寸,好吗!” 胡平同志的一席话,我本来有些紧张的心情一下子疏缓了许多。这时胡平同志才告诉我,是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有过问,一大早,部值班室就接到电话,说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早晨散步听广播时,听到《中国商报》提倡“适度消费”的文章,引起关注。听到这里,我已舒缓的心情,既有点紧张又夹杂着些许兴奋,毕竟是商报的文章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末了,胡平同志提出,今后再有类似的文章事先打个招呼。“刊发前送审?”我马上跟了一句。“不是这个意思,你们自己会把握的。”提着紧张的心走进部长办公室,半似轻松半似沉重地离开部长办公室。胡平同志对机关报的政治担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报言论的写作。

  说起“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这在胡平同志与《中国商报》的五年中我是有着深刻体会的。如今20多年过去了,多用些笔墨写写胡平同志与《中国商报》初创时的一些事,是值得的,也是有现实意义的。(2014年11月成稿  2015年10月修改)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诸多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中国商报社中国商业出版社资料中心张承媛等同志对所引资料的核查做了大量工作,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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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商报》原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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