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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京师”与“徙流民” 北京历史上的人口变迁

经历了历史上数次人口迁移,大概只有北京猿人,才算是真正的北京人。

经历了历史上数次人口迁移,大概只有北京猿人,才算是真正的北京人。

北京金中都宫室

北京金中都宫室

明成祖朱棣迁都,史称北京

明成祖朱棣迁都,史称北京

清代八旗子弟看戏的场景

清代八旗子弟看戏的场景

当今全球性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同样,近些年, 北京市人口急剧膨胀,给北京的环境、能源、水源、住房、交通、教育等各方面的管理造成许多的困难,也激起了社会各方的关切。控制北京城市人口的规模,协调人口、资源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变得尤为紧迫。

北京作为历史悠久的著名古都,其人口数量的增减并非一个简单的自然现象,而是与政治、军事等因素影响密切相关。因此,考察北京人口变化的历史,离不开对当时政治政权状况的分析。

金中都人口超过百万

考察北京人口的状况,首先要从历史上的金代说起,因为从这个朝代起,北京人口开始受政治、军事因素的影响越来越紧密。在古代,政治因素对人口迁徙的影响的确很大,这可以从金代的人口迁徙中得到证明。

金代是由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建立的,女真族勃兴于今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及长白山地区。金朝建国之后,灭掉了辽朝,并形成与北宋对峙的局面,很快又灭掉了北宋,与南宋形成对峙。

金代前期河南局势不稳定,而燕云(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北部一带)地区因灭辽战争和宋金战争而人口稀少,金国每次南侵以后都将很多河南的居民迁到燕云。迁到燕云地区的,不仅有河南的移民,还有江南的移民。

据《金史·太宗纪》记载:(1128年)迁洛阳、襄阳、颍昌、汝、郑、均、房、唐、邓、陈、蔡之民于河北。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了这些移民的分布:“强壮者仅至燕山,各便生养,有力者营生铺肆,无力者喝贷挟托,老者乞丐于市,南人以类各相嫁娶。”

这里的南人指的就是从黄河以南来的居民,外来移民对燕云的语言风俗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古本<董解元西厢记>序》中说:盖金元立国并在幽燕之区,去河洛不遥,而音韵近之,故当此之时北曲大行于世。

1130年,金兵占领建康府城(今南京市),将城内十分之四的居民(约7万人)掳往北方,这些移民可能也迁入燕云地区了。

叶梦得《建康集》卷四记载,金兵渡江以前,建康城有居民17万人,金兵过后,幸免于难者只有十分之一,被掳往北方者占十分之四,剩余的五成居民非死即逃。

尤其是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正式迁都燕京(北京西南地区),改燕京为中都,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古代中国的首都。彼时人口的迁移形成高潮。金世宗完颜亮为了将皇族贵戚全部迁到中都,毅然断绝了其退路,将旧都上京会宁府的宫殿豪宅彻底夷毁。大批贵族官僚阶层的进入中都,使得中都商业迅速发展。金中都人口最盛时超过一百万,城内居住着汉、女真、渤海、契丹、回鹘、突厥、波斯、大食等众多部族,东西方众多文化在北京得以交流融合、兼容并蓄,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大都市。

可惜好景不长,崛起北方的蒙古人在短短数年间占领了金朝北方的广大领土, 面对蒙古骑兵的强大攻势,金朝贵族采取了妥协逃避的迁都政策。1214年农历5月,金朝第八位皇帝宣宗完颜珣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6月开始,成吉思汗麾下大将木华黎进攻中都,对中都整整围困了将近一年之久。城破后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大屠杀,超过百万人殒命,又纵火焚城,几乎彻底毁灭了这座城市,史称“中都之屠”。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遭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大屠杀造成了北京人口的锐减,又因为帝王迁都南京,民心摇动,军政紊乱,人口大量随迁。也有大量灾民为避战乱逃荒到东北地区。

元大都繁华无与伦比

元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朝代,它是在中国历史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它的疆域在最盛时期曾经北临北冰洋,东、南临海西南到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元代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

成吉思汗时,蒙古没有固定的首都,蒙古建国初期,忽必烈即位建都开平(今内蒙古境内),并无建都燕京的意图,故将俘掠的大量人口驱往漠北。

1264年,忽必烈改燕京为中都,并迁都中都,便将漠北、西域、东北及中原各地军队、各族工匠聚迁到大都城。

公元1267年,在金中都城(今北京)东北另筑新城,1272年改称大都,成为元朝的首都。元大都的街道,规划整齐,经纬分明,相对的城门之间一般都有大道相通。

当时的元大都城,奠定了今天北京的规模。明清两代在元大都基础上发展变化,基本上未超出元代的规模。

平南宋以后,朝廷又将长江以南的各地军民迁移到大都。与金代相比疆域更为辽阔的元代,大都地区人口来源地域也更为广阔。

元代大都及其周边也接受了很多移民,包括工匠、军人等。在灭亡南宋以前,这些人以华北居民为主,灭亡南宋以后,又迁入很多南方人。1236年,蒙古国括中原民匠,“得七十二万户”,其中很多放在燕云地区。

《元史》载,1276年,元朝政府“籍江南民为工匠凡三十万户”,经挑选以后还留下了10万多户(50万人),这些人主要分布在大都及其附近。1279年,工部又籍人匠四十二万,1287年,“复括江南诸路匠户”。这几次征集匠户都是在灭亡南宋之初的几年,目的就是用南方的能工巧匠来繁荣京城。

除了工匠外,军人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忽必烈在十多年内,就签发汉军20多万人,很多迁往大都附近。

据推测,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大都,城市人口最多时达到95万余人,赋役人口约40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荣的城市,是13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大都当时经济繁荣,商业繁盛,世界各地的货物云集到这里,南来的商船聚泊在这里,热闹非凡。在大都市场上做生意的不但有中国境内南北的豪商巨贾,而且还有远自中亚、南亚的商人。

明代迁都北京人口暴增

经过元明易代之际长期战乱的摧残,明初北平的城市户口较元代大为下降,洪武八年北平府城的人口数额约有10余万人,并且相比于元朝,明代时期的人口迁徙规模就没那么大了。

无论是让北方的人迁往北方,还是让南方的人迁往南方,还是自中原各地迁移到北京,明代在地域和幅度上都没有元代广阔,但还是大大超过了辽、金时代。到了明代中期,自发迁居的商人、工匠、官员家属及平民更是络绎不绝。

明朝初建立时,朱元璋把都城定在了南京,把儿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势力日益膨胀。朱元璋死后,他的孙子建文帝采取一系列削藩措施,严重威胁藩王利益,坐镇北平的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反抗,随后挥师南下,史称“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即位,他认识到北平在防御北方边患中的重要作用,于是决定迁都,改北平为北京。

每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初入北京地区时,总要俘掠和迁移这一地区的人口,攫取这一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和物质财富,明成祖迁都引起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明代迁都在北京人口迁移史上,是不亚于元代建都之初的又一次人口迁移高潮,迁入北京及近畿州县的军民户口规模相当大,不仅填实了京师,还增加了各类服务人口。

根据人口增长理论,人口的迁移增长与自然增长是区域人口增长的两种根本因素。每当各地军民户口大量迁移北京的时期,便是北京地区户口迅速增长的时期,明代北京人口到洪熙元年增至80万人以上,而到了天启元年,北京城市人口已接近120万人。

至正统末,城市人口和区域人口达于极盛,而且,由于军人户口比重很大,极大地增强了北京的军事防卫能力,这说明了北京地区的政治中心地位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巨大。

不过,到了明末清初,北京地区户口分别由极盛时期的 55 万户,219 万人,减少至 14 万户, 55 万人,减少了 40 余万户,160 余万人,其中 70%以上属于往外迁移的户口。缘由当然是躲避战乱。

清代北京人口激增

满洲贵族定都北京之后,清政府为安置大量内迁的八旗人口,于顺治五年下令圈占北京内城,清初迁移到北京的八旗人口主要来自东北和蒙古高原。

外城不同于内城,清初政府全部圈占内城之后,外城即成为汉人、汉官和商人的集中聚居区。在迁移大量旗人于京师的同时,还迁来了大量的奴仆在北京城五百里内,圈占土地,建立旗庄,与土著汉人杂处。

清政府规定八旗官员兵丁不许在京城外居住,因此在清代前中期,北京内城则一直为八旗人口的集中聚居区,汉人极少。京师八旗人口清初约为32万,乾隆四十六年约计56万,其中内城旗人45万。直至清代后期,尤其是光绪变法之后,移居内城的汉人才有了明显的增加。

清代中期以来,随着城市户口、主要是内城八旗户口的迅速增长,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出现了旗人住房难的问题,因而提出了疏散八旗户口,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要求。清政府实施了将户口迁入与迁出相结合的政策,成功地调控北京,减轻京师人口的压力。

清代中期,政府有计划地迁移京师八旗官兵户口,并鼓励旗下兵丁及闲散户口自发迁居四郊的外城,另外还让八旗官兵携带家眷到各地驻防,大大减缓了京师八旗人口的增长。乾隆中的京师汉军八旗兵丁出旗为民,成为当时政府解决汉军旗人生计、减轻国家经济负担,将京师汉军八旗人丁户口散处州县的重要措施。

雍正至道光四朝,前后共迁移京师闲散旗人包括闲散宗室约2万人于东北地区屯种。不仅改变了京师旗人依赖国家粮饷生计的状况,而且也达到了疏散内城旗人、减轻清政府财政与经济压力的目的。

为了严格控制北京人口,清政府还实行了其他的相应措施,如康熙曾经规定在京任职的非京籍官员被革职、解任后,必须马上离京,非京籍官员年老退休后要回老家休养,各个府衙书吏五年役满后,也要立即回原籍。若潜匿京城或私自来京,均要问罪。对北京外城的无业游民实行“逮回原籍”的政策,驱逐流移北京的所谓无业流民遂成为清代前期的长期政策。(赵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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